人把主人家捆了起来，我觉得这也算不上革命，不过是泄愤罢了。
于是火把照亮柴房那夜，我捏着老爷塞来的金锭，突然想起识字班先生教的成语——“饮鸩止渴”。
阿树在门外焦躁踱步，月光把他的影子剪成当年祠堂里说要娶我的少年。
我最终解开绳索，却在小姐说“阿树护送”时，嚼碎了舌尖的血沫。
马车消失在麦田尽头时，我的布鞋陷进青石板缝隙。
当年小姐碾碎野姜花的位置，如今躺着半块发霉的麦芽糖，乱世里的穷人的爱情就像这发霉的麦芽糖，越是精心捂在心口，越会从内里烂出毒来。
后来，阿树一直都没有回来，识字班油灯下，我临摹着根据地来信的“妇女解放”四个字，笔尖戳破的纸洞里，阿树在信上说小姐需要他照顾多些时日。
再后来，就没有了他的消息。
有人说他跟着小姐去了国外，有人说他在上海混成了街头老大，还有人说，他死了。
时光接着流逝，不会因为某个人停留，后来，我参加了真正的“革命”，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刀尖舔血，为了民族，为了自由抛头颅，洒热血。
终于解放了，新的秩序早已建立，整个国家翻天覆地，再也没有地主，没有卖身契。
再遇小姐是在很多年以后，华侨商店的玻璃转门映出她烫卷的头发时，我正给外孙女挑的确良衬衫。
几十年光阴在羊绒披肩上打了个旋，她嵌着金丝的眼镜框卡不住眼尾皱纹，倒把当年碾碎野姜花时那股子狠劲，磨成了镶在翡翠镯子里的棉絮。
“麦穗...？”
她涂着玫红指甲油的手悬在半空，腕间浪琴表带遮不住枪伤旧疤。
我怀里抱着的衬衫突然散落满地，深秋的阳光穿过孔雀蓝玻璃，在地面拼出1938年柴房窗棂的光斑。
我激动的抓住她，颤抖的问她：”小姐，你是曼小姐！
阿树呢？
阿树还活着吗？
我找了他很多年。
“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