厉警告，威胁要断绝我的经济来源，甚至要来学校找我。
最让我感到恶心的是林希。
她发来的微信，时而楚楚可怜，回忆我们小时候“相亲相爱”的片段（当然，那些片段在我记忆里完全是另一个版本），时而又带着隐隐的威胁，暗示如果她出了事，我就是凶手，一辈子都要背负良心的谴责。
面对这些，我选择了暂时不回应。
我知道，任何辩解和争吵都只会陷入他们的逻辑怪圈。
我在做的，是另一件事。
我联系了当年我们小区的老邻居，一个看着我们长大的慈祥阿姨。
旁敲侧击地，我问起了七岁那年假山上的事。
阿姨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晚晚啊，当年那事儿，其实我们这些老邻居都看在眼里。
明明是你妹妹调皮要爬高，你拉都拉不住，后来她脚滑了，是你去救她才一起掉下去的。
可你爸妈一来，你妹妹一哭一指，他们就信了……唉，你那妹妹，从小就机灵过头了。”
阿姨的话，像一道微光，照亮了我多年来被压抑的记忆角落。
原来，不是所有人都被蒙蔽。
原来，真相一直都在那里，只是被父母的偏爱和林希的眼泪掩盖了。
我还去医院咨询了肾脏移植科的权威医生。
医生明确告诉我，捐肾对捐赠者确实存在短期和长期的风险，包括手术本身的风险、术后感染、高血压、蛋白尿的风险增加，以及未来自己肾脏出现问题时无备用肾的风险。
他还强调，捐献必须是完全自愿的，任何强迫或诱导都是违背伦理的。
这些信息，更加坚定了我拒绝的决心。
我不是冷血，我只是在行使我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。
然而，事情的发展，远比我想象的更加“狗血”。
一周后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
电话那头，是一个略显苍老和疲惫的女声。
她自称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妹，我们几乎从未有过联系。
她告诉我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。
<“晚晚，有件事，你妈不让我说，但我憋在心里实在难受……其实……其实你和林希出生的时候，你妹妹她……她先天肾功能就有点问题，医生当时就说，可能以后需要注意，严重的话……可能需要移植。
你爸妈当时就……就有点想法了……”我的大脑嗡嗡作响，几乎无法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