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刻我按下最后一次快门，硝烟渗进鼻腔的灼痛如此真实。
回到临时驻地已是深夜。
集装箱改装的宿舍里，我打开卫星传输设备。
电脑屏幕映出晒成小麦色的脸，曾经精心养护的长发剪成利落短发，无名指上的戒痕淡得几乎看不见。
“最新消息！”
艾德举着咖啡冲进来，“红十字会的补给车队在谷地遇袭，我们要赶快……”话音未落，爆炸声震得桌上的水杯摔落在地。
我抓起相机包往外跑时，摸到内侧暗袋里那张塑封照片——二十一岁的我站在抗洪前线，裤管沾满泥浆，眼睛亮得惊人。
装甲车在颠簸中冲向交火区。
其余几人紧盯着屏幕，前方五百米似乎有生命迹象，我咬开钢笔式摄像机的保险栓。
这招是跟老战地记者学的，既能拍摄又能防身。
“有人！”
驾驶员突然急刹。
月光下，怀孕的妇人抱着啼哭的婴儿跌坐在弹坑旁。
我跳下车时，子弹擦着耳际掠过，防弹头盔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撞击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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