伴我半生：一个人的微阅读全文免费

男女主角分别是鲁迅武大郎的女频言情小说《伴我半生：一个人的微阅读全文免费》，由网络作家“侯德云”所著，讲述一系列精彩纷呈的故事，本站纯净无弹窗，精彩内容欢迎阅读！小说详情介绍：很多年来，我都把阿成看作是文学上的老师。2006年10月初，还曾陪他沿辽东半岛的海滨溜达了几天，借机当面聆听他对小说的见解。他的见解，修正了我的颇多误解。话犹在耳，至今不忘。不过在这里，为了行文的简洁，我得叫他，阿成。先不说阿成，先说别人。这也是阿成小说所惯用的叙述方式。貌似东拉西扯，不知不觉，就扯到妙处。先说作家刀尔登。刀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，倘若一个初中生，每天只有半小时左右自由阅读时间，他要给他推荐什么书呢？他说他“只会推荐文学书以及细节丰富的历史书”。原因是，“只有一种知识，接触得越早越好，那就是对人类社会、人类行为的丰富性的认知，而我想不出有比文学书和特定种类的历史书更好的教材了”。“人类行为的丰富性”，小说的存在理由，就在...

《伴我半生：一个人的微阅读全文免费》精彩片段

很多年来，我都把阿成看作是文学上的老师。2006年10月初，还曾陪他沿辽东半岛的海滨溜达了几天，借机当面聆听他对小说的见解。他的见解，修正了我的颇多误解。话犹在耳，至今不忘。
不过在这里，为了行文的简洁，我得叫他，阿成。
先不说阿成，先说别人。这也是阿成小说所惯用的叙述方式。貌似东拉西扯，不知不觉，就扯到妙处。
先说作家刀尔登。刀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，倘若一个初中生，每天只有半小时左右自由阅读时间，他要给他推荐什么书呢？他说他“只会推荐文学书以及细节丰富的历史书”。原因是，“只有一种知识，接触得越早越好，那就是对人类社会、人类行为的丰富性的认知，而我想不出有比文学书和特定种类的历史书更好的教材了”。
“人类行为的丰富性”，小说的存在理由，就在于此。
以前我更看重随笔，读与写，都看重。在我看来，随笔提供了人类思想的多样性。
此刻，我便是借助“思想的多样性”来谈论“行为的丰富性”。
现在我觉得，随笔重要，小说也重要。
特别是阿成的小说，在我眼里，比别人的小说更重要一些。不瞒诸位，最近我重读他的小说集《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》，获益颇多，思维的竹篮里，又增添了一大捧麦穗。
阿成有时喜欢在小说里谈论小说。短篇小说《漏水》里有这样的说辞：小说就是研究人类的灵魂，艺术地展示人类灵魂和人类灵魂的历史。
说得好。
这就出现一个问题，“人类行为”与“人类灵魂”是什么关系？
我觉得是一回事。行为是人的外相，灵魂是人的内在。有什么样的内在，就有什么样的外相。内在决定外相，灵魂支配行为。
好了，现在该说正题了。再不说，即便是最爱扯也最能扯的阿成，大概也忍受不了。
阿成调配文字和拿捏细节的功夫，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但我今天不想说这些。我只想说说灵魂，说说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尤其是可能性。
灵魂的丰富性，是由许许多多“独特的这一个”所组成。阿成以往的作品，足以成为丰富性的注脚。《虚构的生活》所包含的三篇微型小说，当然也是丰富性的组成部分，但我更看重蕴含在其中的可能性。用阿成自己的话说，他“写了一种生活中的可能，一种灵魂的真实”（引自阿成与大年的对话录《灵魂记录者》）。
《我一般不经常坐出租车》，写两个边缘人在出租车上聊天。“我”以唾沫星子为颜料，以彩票为笔，给出租车司机画了一个八百万的大馅饼。然后，司机的生活开始紊乱。有了八百万以后，该怎么办呢？老婆即便不换，也总得有个情人吧？指定得有。此外还要换房子，买车，旅游。旅游不能总在国内，还得出国转转。还必须带上情人一起去，“要不咋整，哭叽尿嚎的”。谁知一不小心，情人怀孕了。怀孕是个麻烦。等把这麻烦像竹笋一样一层层剥到最后，司机竟被法庭判了三年强奸罪。司机害怕了，高低不要那八百万，觉得还是开出租车好。同样是开出租车，现在跟以前不一样，现在有了满胸膛的幸福感。这貌似荒诞的演绎，其实每一步都不违背生活逻辑。
《我下礼拜再来》，也是“重要的人生一课”。“我”被自己的臆想吓坏了。“我”本来活得好好的，但在经历了一块钱活一天的臆想和残酷地“假设自己连一块钱的生活费都没有了”之后，立马生出向舅舅借钱的冲动。这冲动看似突兀，却有现实的支撑，工厂只给“我”开六成工资嘛，要是降到四成呢，要是……于是去了舅舅家，“多了我也不借，就借一万块钱”。不料舅舅不肯，说只能借十块。看“我”表情奇怪，舅舅赶紧开导“我”一番。他说你的姨和舅加起来一共七个，你每人借十块，一周借一次，如此这般，“日子就好过了”。舅舅说得有道理没有？我觉得有。这篇作品在黑色幽默之下，在戏谑的叙事口吻之下，凸现了很强的象征意味和寓言意味，它指向了一种不可预测的未来和对未来的恐惧。
与大标题重名的《虚构的生活》，在荒诞的路上似乎走得更远。一男一女到公园的松树林里约会。（说到约会，阿成一下子把话题荡开。他让一对年轻男女对坐在咖啡厅或茶厅里，在咖啡和甜点的滋补下，谈天气，谈音乐，谈绘画，还要谈谈阿成的小说。这一桥段，阿成津津有味写了接近四百字。删掉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留着更好，读来更有滋味。汪曾祺先生说，“善写闲文，斯为作手”，信夫？）说好了傍晚七点到，但女的没来。男的死心眼，一直等下去，没想到等来两个打劫的。男的谎称没钱，结果被剥了衣服。打劫的刚走，跟男人约会的女人就出现了，她也被剥了衣服，只剩裤头和乳罩。你说这俩人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好在结局不赖，“后来我们两个手牵着手离开了公园”，男的甚至还想对女的说“我爱你”。
我遇到过一些喜欢追问“意义”的读者。我被他们问得头大。小说非得有意义吗？当然可以有。不过也可以不那么明显地有，甚至可以没有。我固执地以为，只要能写出灵魂的丰富性和可能性，便是杰作，就像阿成这样。


《紫色人形》是一篇很长的微型小说。我指的不是它在叙述上的长度，而是指它留给读者思考的长度，以及读者的情感波折起伏的长度。
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，“相好了许多年，吃了很多苦，好不容易才盼到大喜的日子”。新婚之夜，一场大火，把他们变成了两块焦炭。在医院的病床上，“为了怕对方难过”，他们都丧失了呻吟的能力。“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们会给对方唱我们听不懂的歌。”女人知道他们要死了，向护士提出了自己的要求，“把我抱到他的床上去，我要和他在一起”。谁能忍心拒绝这样的要求呢？他们离开医院以后，在一块“豆青色油布中央”，留下了“两个紧紧偎依在一起的淡紫色人形”。
《紫色人形》是美丽的，它是一枚爱情的花朵。
如同拉里·巴塞洛缪的摄影作品都是视角的捷报一样，毕淑敏在这里向人们宣告的无疑是情节的胜利。它使我确信：新鲜的有特色的情节，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小说家所面临的难题。
我不知道这篇作品是否拥有真实的生活底片，但不管怎么说，它在读者那里所引发的心灵震撼以及所得到的广泛赞誉，都再一次提醒我们：情节永远是小说艺术最忠诚的保卫者。
《紫色人形》是一篇精彩的作品，但我觉得，它不应该成为一块微型小说的里程碑，更不应该成为其他作家创作实践中的向导。这篇作品的缺憾之处，就像夏日池塘的蒲草一样显而易见。
这篇作品的语言是平直的，也是干枯的，像是被思维的烈日烤干了情感的水分。毕淑敏显然背叛了汪曾祺先生对小说语言的倡导，“在叙事中抒情，用抒情的笔触叙事”。也就是说，作者的主观情绪没有在字里行间得到充分的表达。这使我对小说中的两个次要人物，化验员“我”和曾经当过护士的“我”，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反感。前者是麻木的。后者喋喋不休的饶舌，绕来绕去，很像是在进行一次自我表扬，表扬自己当年是如何“态度好技术高”。
此外，老侯不得不说的是，这篇作品用的是一种俗套的陈旧的结构方法。这种结构方法已经被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西方作家磨损得破败不堪，很久很久以后，又被毕淑敏在文学的仓库中像寻找一块油布一样“给翻了出来”。
概而言之，《紫色人形》可以说是情节的富农，语言的贫农，结构的雇农。尽管如此，我仍然觉得它是一篇精品。原因在于，即使像这样有明显缺憾的精品，在微型小说创作中也非常罕见。


鲁迅的微型小说《一件小事》，我怎么看，都觉得是另类。是鲁迅小说中的另类。其中有让人生疑的人性亮点，也有硌人眼球的自我反省，看起来特别不像出自鲁迅之手。我这样说，理由有两个：其一，鲁迅作品中的人性亮点，极少见；其二，鲁迅的自“我”反省，哪怕是虚拟的自“我”反省，也极少见。
《一件小事》的亮点，聚焦在人力车夫身上，也就是当年所说的“普罗大众”身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是在“低端人群”身上。而主动反省的那个“我”，则是有钱阶层，属于穿得起皮袍的高端人群。你瞅瞅这里边，是不是有点阶级的意味？
故事简单到疑似一篇中学生记叙文的模样。
民国六年冬天，“大北风刮得正猛”，一个穿皮袍的人，出门叫了人力车，赶往“S门”。途中，一个穿着破烂、头发花白的老女人，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，车夫让开道，老女人的破棉背心没系扣，兜到车把上，被拽倒了。是“慢慢地倒了”。
皮袍客料定老女人没有受伤。老女人却对车夫说：“我摔坏了。”
皮袍客心说：“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”
车夫却是“毫不踌躇”，搀着老女人，往“巡警分驻所”走去。那个分驻所，大约等于交通支队之类的单位吧。
就在这时，皮袍客看着车夫和老女人远去的背影，脑子里突然开始打雷，精神境界咔嚓咔嚓地逐渐升华起来：他竟然看见车夫的背影越走越高大，“须仰视才见”，同时还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向他压榨下来，要“榨”出他藏在皮袍下面的那个“小”。
好，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其实我不讲，大家也都熟悉，都在初中语文课本上“学”过嘛。
现在我们回头，用理性，把故事情节再捋一遍，看看能捋出什么东西。
我捋了一下，很快捋出一些疑点。
其一：老女人“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”。这行为，不就是近年来屡屡发生的碰瓷吗？
其二：我跟皮袍客想的一样，慢慢倒下，怎么会摔坏？碰瓷才会说“摔坏”对不对？
其三：按常情常理，验证老女人是不是真摔坏了，或者打算给她治疗，都应该送她去医院，干吗要送交通支队？车夫的行为，有悖于常情常理。
其四：车夫把顾客扔在道上，连句客气话都不说，是不是不近人情？
其五：为什么是巡警出来告诉皮袍客，说车夫不能拉他？车夫自己不出来，是被老女人揪住不放还是怎么？嗯？
我使出很大力气，想找到让皮袍客脑子里打雷的前因。可惜找不到。使劲找也找不到。为什么要打雷？很奇怪嘛，像车夫不送老女人去医院一样奇怪。
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皮袍客之腹。没法子。老侯的精神境界就这么矮，比武大郎还矮，怎么提，都提不上来。
说起来，还是人家皮袍客更让人心热，“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”，让巡警转交车夫。这个细节，是鲁迅刻意要让我们看到，打雷不能白打，皮袍客的灵魂深处已经发生了革命。
有人说《一件小事》是一篇“幼稚的记叙文”。你咂摸咂摸，这话是不是有点道理？
《鲁迅年谱长编：1881—1921（第一卷）》记载，《一件小事》发表于1919年12月1日《晨报·周年纪念增刊》。收入小说集《呐喊》时，鲁迅在篇末误记为1920年7月20日。这个错误，一直错到现在。鲁迅的错，谁都“不舍得”纠正，说起来也是比较奇怪。
我特别想说的是，鲁迅的小说，在《一件小事》前后，都以揭示人性的阴暗为己任。无论是《孔乙己》《药》，还是《故乡》《阿Q正传》《祝福》，都一样。连曾经那么诗意的少年玩伴闰土，成年后也被奴性所束缚。“豆腐西施”杨二嫂更惨，浑身都是流氓性。
鲁迅不会看你是底层，是草根，是“低端人群”，就放过你身上的劣根性。他才不会，他是“一个都不饶恕”的人。毕飞宇说得好，鲁迅他阴，他刚，他冷，他的小说，肩负着“启蒙”的伟大使命。
可鲁迅偏偏把一抹阳光打在人力车夫的背影上，甚至不惜跟生活逻辑对立，执拗地把思维正常的皮袍客，弄得很“小”。
鲁迅在《一件小事》的结尾段落，说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像他小时候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都忘了。唯独发生在“民国六年”的这件小事，“总是浮在”眼前，“有时反更分明”，想忘也忘不掉。
看来鲁迅是受到了某种刺激。“几年来的文治武力”，借他本人的话说：“见过辛亥革命，见过二次革命，见过袁世凯称帝，张勋复辟，看来看去，就看得怀疑起来，于是失望，颓唐得很了。”
鲁迅果然是受了刺激，对穿皮袍的高端人群感到失望，一念之差，才有了这篇让后人反复误读的作品。
我注意到百度百科对《一件小事》的过分解读：“一般人只会把它看作是一曲人力车夫正直无私品德的颂歌，而不会将之上升到赞扬劳动人民，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”的精神高度。
你瞅瞅人家百度百科说得多好，跟我们当年中学语文教学中的“标准答案”几乎一模一样。
延伸阅读：
一件小事
鲁迅
我从乡下跑到京城里，一转眼已经六年了。其间耳闻目睹的所谓国家大事，算起来也很不少；但在我心里，都不留什么痕迹，倘要我寻出这些事的影响来说，便只是增长了我的坏脾气，—老实说，便是教我一天比一天的看不起人。
但有一件小事，却于我有意义，将我从坏脾气里拖开，使我至今忘记不得。
这是民国六年的冬天，大北风刮得正猛，我因为生计关系，不得不一早在路上走。一路几乎遇不见人，好不容易才雇定了一辆人力车，教他拉到S门去。不一会，北风小了，路上浮尘早已刮净，剩下一条洁白的大道来，车夫也跑得更快。刚近S门，忽而车把上带着一个人，慢慢地倒了。
跌倒的是一个女人，花白头发，衣服都很破烂。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；车夫已经让开道，但伊的破棉背心没有上扣，微风吹着，向外展开，所以终于兜着车把。幸而车夫早有点停步，否则伊定要栽一个大斤斗，跌到头破血出了。
伊伏在地上；车夫便也立住脚。我料定这老女人并没有伤，又没有别人看见，便很怪他多事，要自己惹出是非，也误了我的路。
我便对他说：“没有什么的。走你的罢！”
车夫毫不理会，—或者并没有听到，—却放下车子，扶那老女人慢慢起来，搀着臂膊立定，问伊说：
“你怎么啦？”
“我摔坏了。”
我想，我眼见你慢慢倒地，怎么会摔坏呢，装腔作势罢了，这真可憎恶。车夫多事，也正是自讨苦吃，现在你自己想法去。
车夫听了这老女人的话，却毫不踌躇，仍然搀着伊的臂膊，便一步一步地向前走。我有些诧异，忙看前面，是一所巡警分驻所，大风之后，外面也不见人。这车夫扶着那老女人，便正是向那大门走去。
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，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，霎时高大了，而且愈走愈大，须仰视才见。而且他对于我，渐渐地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，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“小”来。
我的活力这时大约有些凝滞了，坐着没有动，也没有想，直到看见分驻所里走出一个巡警，才下了车。
巡警走近我说：“你自己雇车罢，他不能拉你了。”
我没有思索地从外套袋里抓出一大把铜圆，交给巡警，说：“请你给他……”
风全住了，路上还很静。我走着，一面想，几乎怕敢想到我自己。以前的事姑且搁起，这一大把铜圆又是什么意思？奖他么？我还能裁判车夫么？我不能回答自己。
这事到了现在，还是时时记起。我因此也时时熬了苦痛，努力地要想到我自己。几年来的文治武力，在我早如幼小时候所读过的“子曰诗云”一般，背不上半句了。独有这一件小事，却总是浮在我眼前，有时反更分明，教我惭愧，催我自新，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。


“还有瘦弱的何立伟。他的话软而缓，还常像毛主席教导的用手势加强语势。他爱谈沈从文，爱谈细节而不是观念……我想，他应该住在一条石板路的尽头，门前有着青苔。他该住有院子的平房，最好临着浅水。阳光由树叶筛过，抖落在院中的石凳上。他的生活里要一点老酒，有把蒲扇。”
这是陈村为何立伟画下的一幅精神肖像。我喜欢这幅肖像。我认为像何立伟这样的作家，是应该写出一些好作品的。
何立伟果然写出了一些好作品，比如，短篇小说《白色鸟》，微型小说《洗澡》。
我喜欢看何立伟的《洗澡》。
“老何下班回家，迈着比肋下的公文包更为沉重的步子，走在拥挤的人群里”。从“老何”身上，我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当然也看见了何立伟的影子。“一张张都市的疲惫的脸”，随着红绿灯的交替闪烁，“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”。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必须每时每刻面对这样的生活。而这种面对，的确，“多么叫人无可奈何啊”。
何立伟在这里表达的是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人对自然的向往。脚下的柏油路，散发不出泥土的芳香。名与利的争夺，人情的冷漠，这些情感的沙尘暴肆虐得太久了，让我们每个人的心灵都蒙满尘埃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给自己的心灵洗一次澡呢？
“老何”是幸运的。从一首柔和明丽的钢琴曲中，他“想到了春天的原野，山间的绿树，明净的溪涧和婉转的鸟鸣”，而且从中享受到“自然和生命的美丽的呼吸与盎然的诗意”。
然而“老何”又是不被人理解的。“你说什么，嗯？洗澡？嗯？那个鬼地方有个澡堂子吗？嗯？老婆同志”的一声现实主义的怒喝，让善于幻想的“老何”只能忍气吞声地走上实际生活的堤岸，让心灵乖乖地穿上都市人的衣裳。他的无奈会有多深呢？
何立伟用他细腻的笔墨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淡淡的哀愁。他从一件貌似平淡的生活小事中看到了心灵与心灵之间强烈的对抗。这是一种真正的眼光。发现，不断地发现，是每一位作家与生俱来的使命。当代作家身上最缺乏的，正是这种使命感。
何立伟很欣赏废名。废名说过：“我写小说同唐人写绝句一样。”何立伟也是用这个标准来要求自己的。这样的作家让人信服，也让我们敬佩。比这更重要的，是他们为我们树立了写作态度上的榜样。


很久了，有六七年的时间，我一直在寻找鲍昌。我寻找的是微型小说的鲍昌。
终于找到一份介绍鲍昌的短文，第一句是这样说的：“中国当代作家，生于1930年，卒于1989年。”他的短篇小说《芨芨草》在1982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而那时候，老侯还是一名乡村中学的学生，根本没听说这件事。他的长篇历史小说《庚子风云》，我也不曾读过。简介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：“晚年曾专门致力于小小说创作，发表了一批质量很高的小小说作品。”可这批“质量很高”的小小说或叫微型小说躲到哪里去了呢？我查阅了很多出版物，只找到《琴怨》《未了的债》等屈指可数的几篇。
如果不是有幸读到了《琴怨》，那个名叫鲍昌的人，肯定会被一些信息的灰尘埋没在我的记忆之中。
《琴怨》是一首婉约的诗。它又像是一首小提琴曲，为我们演奏挥之不去的浓郁的忧伤。那是来自心灵深处的忧伤。
小说的背景是一个歇斯底里的时代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疯狂遮盖着人们内心的不安和恐惧。在这个时候，一个年方十九，需要照顾两个弟弟的女孩子，把自己的全部情感寄托给了琴声的悠扬。
“一年以后，那琴声就宛如江上之歌吹、谷中之林籁。他觉得：琴声也有情呢，琴声也有色的。是踩碎花瓣的游春女儿之情；是绿草湖边朝霞的颜色。”
这是极度苦闷之中短暂的欢乐，是划破心灵夜空的闪亮的流星。
“给我拉支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的曲子吧！”
这是爱情的萌动，是一场“蝴蝶织成的没有挂牵的梦”。
“叶老师应该知道：我太苦了，没有人爱我。”
“遗书”里的这一声表白，是那位少女对整整一个时代的控诉，类似于乐曲中骤然而起的高潮，让另一个时代的良心微微发颤。
这篇微型小说的结构值得我们注意。它不是以时间的顺序，而是以记忆的顺序、抒情的顺序结构而成的。它淡化了情节，以诗的因素融贯全篇。它的韵味是醇厚的，有着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朦胧。
我总觉得《琴怨》是用小说的形式写成的诗。它拥有很强的艺术个性，这种艺术个性会帮助它抵御时间漫长的风化。它为我们指出了一种结构的方向，也指出了一种意境的方向，同时也有力地展示了作者主体构想上的独断专行。
“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，都必须浸透作者的人格和感情，想达到这个目的，写作时要独断，彻底的独断！”我们应该牢记沈从文先生的教导，像鲍昌那样独断专行地开辟自己的文学道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