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哦对，沈云溪还没来得及告诉你吧！”
我缓缓扭头，在遗体领取证明上签下自己的名字。
“把肾移植给你的那具遗体，是我的父亲。”
“而我，有权利阻止这次器官捐献；也就是说你言泽，需要继续排期等合适的肾源。”
“就是不知道…”，我顿了顿，“你还能不能活到那个时候了！”
说完这些，我便跟着志愿者去办理最后领取遗体的手续。
身后传来沈云溪和言泽的争吵声。
“啪”地一巴掌，打得比我还干脆利落。
沈云溪哭得楚楚可怜，可我却再也生不出半点同情怜悯的心。
我要告她。
告她滥用职权，妄图违反规定擅自取走遇难者的器官。
父亲葬礼那天，蓉城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。
从接待宾客到送父亲进焚化炉，我一直平静得叫人害怕。
直到熊熊烈火燃起。
父亲那只剩两根手指的左手被烧得蜷曲，竟冲我比了个滑稽的耶。
那一刻，我的泪水如决堤般倾泻而下。
冲过去，趴在滚烫的栏杆上，试图再看父亲最后一眼。
那个耶，像极了父亲的乐观。
他总是这样，不愿意给孩子带来烦恼。
小时候没钱买玩具，他就用铁钎和木条给我们改装；没钱买新衣服，他就裁了自己的旧衫子，依着书本上的图案，笨拙地涂涂画画。
后来，我和沈云溪同时考上大学。
明明家里的钱连一个孩子都供不起，他却拍拍胸脯，“一切包在爸身上！”
我挣到钱，跟沈云溪在蓉城安了家。
想要接他过来，他却笑着摇摇头，“爸老了，适应不了大城市的生活，还是老家住得自在。”
我知道，父亲不想打扰我们，不想成为我们的负担。
我也知道他很孤独，承载三口人回忆的相框，都被磨得起了毛边。
最后，父亲为了我，为了那笔言泽的手术费，卖掉了老家的房子。
卖掉了那架三轮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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